应举者需有本县廪生作保，而且每五个本县考生还要联保，为的就是防止有贱籍混进来。
如果被证实是贱籍应举，那么作保廪生将被取消功名，判罚流配。
其他四个考生则连坐，终生不得应举。
所以，贱籍混入科举考场的几率，完全就是零。
如此严格区分，所以到了地方上，每当涉及科举应试报名，地方上都会极其谨慎对待。
此时民间，民籍大体上已经分为了市农工商四业，但是《大明会典》规定里，是没有“商籍”的。
据说，这是因为朱元璋很讨厌商人的缘故，所以大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有抑商的传统。
当然，后世有说在明初时，官府可以随意捉拿商人，这个也有些过于牵强。
而原因，自然是因为《大明律》里有明文规定，“游手好闲，不务生理，及舍本逐末，专事末业”者，可处“枷号一个月，发边卫充军”。
许多人，就此将商人与之画上等号。
但此条针对的是无固定生计的游食之人，并非专指商人。
明初虽重农抑商，但合法经营的商人一般会占有一部分田地，通常以“民户”登记，从而避免被视为“不务生理”、“专事末业”。
这也促成了，商人经商有成后，必回乡大肆购买田地，坐实“民户”身份的缘故。
不过，商人要走南闯北经商，特别是“开中法”后的盐商，其中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，则大多选择寄居江南盐场周围，想方设法兑换手里盐引。
其他商人，也大抵有此需求。
于是乎，他们就因为经商，长期脱离户籍地。
而按照朝廷规定，他们的子弟是需要回乡科举。
但是这里回乡科举的问题也很多，特别是这些人常年不在家乡，家乡无人可以证实其在外是否作奸犯科。
于是，一些人因此难以应试，报名都过不了。
江南的商人所能想到的，那就是既然《大明会典》里没有，那是不是可以把商籍加入其中。
商人可以就地入地方的商籍，自身并非贱籍，自然也就可以科举。
要达成这一目的，此时可不是正好。
当朝首辅对商人没有轻视，反而很支持。
正好借此，将“商籍”落定。
赵郎中此时在确定朝廷没有借此立法条约束商户后，自然选择不再多言。
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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