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地，大多是新垦的生地，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。
亩产核算下来，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，差些的不过七八斗，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。
这个数字，与关中、蜀中亩产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，自然不高。
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，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，耕作又近乎于刀耕火种，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，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，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，亩产同样算不得高，即便是所谓的熟地，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产。
所以说，一石二斗的平均产粮，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。
而六月中旬，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。
若天公作美，秋天再收一轮，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，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产了。
至此，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。
常理而言，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，想要实现以麦代粟，往往需要几十年、上百年时间的普及。
小农经济的脆弱性，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，类似于官方知道『代田法』好，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。
好在关中一片废墟，百姓连粮种都匮乏，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，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，借贷的是麦种，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。
且在官屯、农庄体制下，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、租借官牛，典农官、典农吏与屯内、庄内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、选种、深耕、轮作之法。
一岁以来颇有成效，百姓乐之。
可以想见，只要这般下去，待生地两三年后养成熟田，铁制农具与耕作技术进一步普及，那么关中百姓户有余财、家有余粮是必然之事。
正因如此，麦收过后，原本对加入农庄持观望态度的自耕农，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强大宗坞堡庄园内的佃户、荫户，纷纷找到就近的农庄恳请加入。
朝廷对此来者不拒，迅速将这一千余户新附之民编入现有农庄。
有了左冯翊的经验，加上太学生一年以来又出了不少典农官，朝廷便在京兆尹、右扶风，先后设下了十余座农庄。
二郡零散的自耕农，以及那些自愿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、佃户，眼看着朝廷分田分地，提供种种实惠政策，哪里还不识好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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