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的。
一旁的魏聪自然能够看出孔圭的心情，和很多宗教一样，两汉的儒学是建立在对三代美好想象的神话之上的。而魏聪方才所说的那些，是在这幅贴在墙上的美好图卷撕开了一个角，露出了下面的血腥底色。其实这些东西在春秋战国时并非什么秘辛，而是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的普遍知识，比如《韩非子》中就有：“舜逼尧，禹逼舜、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四者，人臣弑其君也。”
如果说《韩非子》还只是简略的提到一句，西晋咸宁五年(279年)汲郡人不准从战国魏襄王墓中挖出的《竹书纪年》更是用阴冷的笔触，记录了大量上古传说时期的统治阶级残酷内斗的事实：
比如“舜放尧于平阳”，“舜囚尧，复偃塞丹朱，不与父相见”。“夏启杀伯益（夏启是大禹的儿子，伯益传说是大禹的助手，大禹准备禅让的对象）”、“太甲杀伊尹（太甲为商汤嫡长孙，伊尹是帮助商汤消灭夏朝的功臣，传说商汤死后由伊尹辅佐后面的君王，太甲当政后胡作非为，于是伊尹将其流放到商汤墓地旁的桐宫，让其反省，自己摄政三年，待太甲悔悟，将国家还给太甲）”、“文丁（商朝的28代君主，纣王的祖父）杀季历（周文王之父）”、“共伯和干王位（共国国君和代理王位）”，这些历史事实与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等传统经传上记载的完全不一样，以至于此书出土之后，不啻于晴天霹雳。许多西晋和后来的儒家学者愤怒的称此书文字混乱，乃是荒诞之书。
但经由后世的史学家加以印证，发现这本《竹书纪年》中记载的大量历史事实是可以和考古学得到的事实符合的，显然，此书对上古时期的史料价值要比许多后来的正统史学著作要高，里面记载的那些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事实要比《史记》、《尚书》中的部分要更可信。
魏聪甚至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：两汉四百年时期里盗墓贼挖出来的古墓数不胜数，里面很有可能也有记载着类似内容的古书，但这些不符合汉儒价值观的史料被销毁或者边缘化了，直到西晋时期，统治阶级内部玄学开始盛行，两汉儒家的统治地位被动摇，这本《竹书纪年》才逃脱了前辈的命运，流传了下来，成为了我们窥探上古华夏政治的一个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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