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得来说可以概括为「西学中源」说。
早在明末时期，明朝李之藻、徐光启等学者就接受西学，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天文数学、农学水利等书籍，他们看到西学与中学之间在自然科学乃至宗教、道德方面体现出来的某些相近、相合或相通之处，由此得出「东海西海，心同理同」的看法，并进而提出「会通」、「超胜」的主张。
王夫之在言及西学时更是直接说：「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，而又窃张子左旋之说以相杂立论。盖西夷之可取者，唯远近测法一术，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，而无通理之可守也。」
就连康熙皇帝都曾提倡「西学中源」说，而且起了很大作用。他在《三角形论》中提出：「古人历法流传西土，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。」「夫算法之理，皆出自《易经》。即西洋算法亦善，原系中国算法，彼称为「阿尔朱巴尔」。「阿尔朱巴尔」者，传自东方之谓也。」
由于「西学中源」说有「圣祖仁皇帝」提倡，「国朝历算第一名家」梅文鼎写书撰文作诗阐扬于天下，一时流传甚广。乾嘉学派兴盛时，其重要人物如阮元、戴震等都大力宣扬「西学中源」说。阮元于1799年编成《畴人传》，其中多次论述「西学中源」，经过如此鼓吹，「西学中源」说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大儒们为了论证「西学中源」说可谓是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和论证，后世人倘若想要重新提倡「西学中源」说，当务之急就是把清朝大儒们的那些文章全都研究研究看上一遍。
这是实打实的老祖宗的智慧——
「西学中源」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尤为盛行，有时是清朝保守派们的辩词，有时是清朝的改革家「托古改制」的借口，进而衍生出了「中体西用」等改革口号。
等到了19世纪末，这种说法被日益放大，最后变成什么都源于中国了。「Democracy」（民主）是从《周礼》来的，「赛先生」和微积分也来自中国。
但甲午战争后，人们开始觉得「西学中源」说没有道理，此后的革命家、改良家就开始一概否定中国文化，从而放弃「西学中源」说。
这种一概否定中国文化的风气一直蔓延到了民国时期，而民国时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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