尚无明文可依循。」
「李公乃律法砥柱，守经达权，望速拟一法，以正视听，以慑奸邪，使其合于圣贤义利之辨，亦能切中时弊，为有司执法之凭！」
李一元放下信笺，眉头紧皱。
苏泽说的情况，确实影响了朝廷，他思考了一番，就提笔写道：「借朝廷开疆拓土之伟业，行巧取豪夺、诱民入彀之恶行，此非寻常市井欺诈，实乃乱法度、
坏人心、窃国运！」
「《大明律》虽有诈欺官私取财」之条，然于此类以股券」为名、编织弥天大谎、聚敛无度之新奸，其界定模糊，量刑亦难服众。」
他闭目沉思，儒家经义与律法精神在脑海中激烈碰撞、交融。
苏泽的义利之辨，如今已经逐渐成了实用派官员的共识一儒家重义轻利，但非绝利。
关键在于取之有道，利以养民，而非损人肥己、巧取豪夺。
李一元起手还是《论语》。
他写道：「《论语》云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」」
「这些奸商所为，正是「不以其道」，以虚幻之利诱人倾家荡产，此乃大不义！立法之根本立意，必须直指此核心一惩不义之敛财，护小民之膏血，维朝廷之威仪，正商贾之正道。」
道德上占据高地之后，李一元又开始在记忆中思考法律条文。
他为了编修《大明律》，查阅了大量法条，对大明律法的了解，若自称第二，便无人敢称第一了。
他很快想到了《户律·钱债》中「违禁取利」条，禁止重利盘剥。
李一元继续写道：「《刑律·诈伪》中伪造印信、历日、宝钞」等条，可惩处伪造官方凭证、扰乱金融秩序之罪。」
尤其「伪造宝钞」之罪，与此类伪造「官方特许」、「内幕消息」欺骗民众购买空头股票券契的行为，在淆乱视听、动摇信用根基上何其相似！
量刑可参照此等重罪，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等或比附。
接下来就是确定犯罪行为的范围。
任何一条法律，必须要准确的框定罪犯的范围，这样执法者才能有法可依。
所以这条法条，必须清晰界定此种新型犯罪。
李一元又写道：「凡以虚构朝廷特许、捏造海外利源、假托内幕消息等诈术，印制、贩卖所谓股票」、股券」、拓殖凭证」等无实契之空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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