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凡只听不说，一大锅鸡子吃完，又就着鲜美的鸡汤，往里下了好大一筲箕青菜，然后干掉两大碗米饭。
直到吃饱喝足，点燃一支烟抽着，他才弄明白是个什么情况。
说起来，杨康年调岗这件事，还与他有点关系。
这不是改开了么，会议结束都一年多了，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如火如荼，京城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里，也有了一批个体户涌现出来。
在“穷山恶水”的浙南地区，许多农民离开土地、小工辞去工作，走上了“创业”的不归路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会被冠上我国第一代“民营企业家”的称号。
还有在南方广东地区，番禺的易发商业街几乎已经由暗转明，光明正大地做起了“水货”生意。
新塘、中山、东莞等地方，一家又一家的家庭作坊涌现出来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服装厂，他们的产品经过几个广州市区的“地下”批发市场，被北方的“初代倒爷”们坐火车扛回北方、销往全国。
光看这些，似乎形势一片大好。
但是过来人都知道，这些都只是成功之后的“美好回忆”。
事实上，相对于整体来说，还远远不够看。
尤其是在内陆地区，改开没问题，但怎么改，却是个大问题！
上面没有下定论，下面自然就有些无所适从。
有胆子大的，认为只要不犯法、不害人，都可以试一试。
而保守一点的，则抱着“理论指导书”，拿着放大镜挑刺。
这种情况下，用“举步维艰”来形容，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南湖公社作为会议“首义”的地方，建起来全国第一个“公社工业园”，并通过卢家湾耀眼的成绩、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
卢家湾的改革是一方面，除此之外，云湖机械厂的“两年三变”，也引起不少领导的注意。
谁规定改开一定是农转工，抛弃原来的一套、使用新一套的？
像云湖机械厂这样，通过开发新产品、使得工厂产生裂变，从原来的一家工厂，转化为三家实力都不弱的新企业，并且每家企业的实力都不低，还能出口创汇。
这样的变化，是不是也可以是改开的一种方式？
于是，在一番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较量、妥协之后，有领导将筹码压在杨康年身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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