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说直白点，大刘叔两口子，要想以后能有个好，就两个办法。
第一，首先要自己立起来，保住自己的晚年，保住钱，谁都不给，就揣在自己手里，多跟周边人品好有威望的走动，必要时候让人帮着说话，有时候老人抹不开面子，外人一句公道话能帮他们挡掉很多麻烦。
第二，就邓家和侄子家这尿性，与其靠他们照顾，他不如把希望放在街坊邻居上，或者放在街道办，比如上街道办登记，老了谁管，走了留下的东西就归谁，让街道办的监督。
现在上海那边已经有啥遗嘱、遗赠、赡养协议了，不过我觉得弄这玩意，都不如走集体公家养老路线靠谱，我还是相信组织相信政府。”
“至于找孩子的事，肯定是要继续找，这也是给老人一个盼头，咱能做到的就是帮着出出主意，帮着说说话，帮他们写些材料，老人年纪大了，嘴笨，怕事，需要有个出头撑腰的，其他的我们也帮不上。”
张荣英叹了口气，“哎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李金民不甘心道，“要有啥法子，你也别藏着掖着，红梅带着孩子回来，人阿七第二天就上百货大楼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套衣服，还人手一套文具，说是谢谢你帮着联系的报社。
人家是知道好坏的人，你帮了啥忙，人家都记在心里呢，就当积德了。”
李保国道，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晚上我把他带上，到时候让他跟于队长混个脸熟，以后往公安局跑也方便些，另外报纸还是要继续登，再委托同乡扩散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晚上，大刘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提着两瓶新买的酒，亦步亦趋的跟着李保国身后去了饭馆。
公安局领导在贫民百姓心中的分量可不轻，大刘满心希望，刁七也在家里等着盼着。
当天晚上，大刘醉醺醺的回来了，次日天一亮就爬起来夹了一条烟跟着李保国上公安局补资料去了。
于队长他们毕竟是专业的，很快开始分析了起来。
“刘红星是1974年元宵花灯节上走丢的，而当时对人流管制还非常严格，能带走孩子的“外人”就那么几种。”
李保国点头，“城里人作案的可能性小很多，那时全民皆兵，谁家多了个陌生人，马上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汉奸，街道马上就上门了解了，所以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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