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府试图推行郡县制、编户齐民，而黎族内部则靠‘峒’组织、合亩制以及习惯法来维持秩序。
这种外部行政权力强行楔入内部自治结构的过程，充满了摩擦与反抗。
黎人最恨汉人指手画脚，但最信自己的首领，黎族不听官府，只听峒主、鬼师、长老。
可问题是官府为了有效控制，往往采用‘以黎治黎’的策略，扶植黎族上层作为代理人，也就是黎族首领。
这些代理人与官员们勾结，沆瀣一气，对族人打压、盘剥，继而失去民心，然后就成为了引爆大规模叛乱的导火索。
第三大因素则是歧视、欺骗与“汉奸”的挑拨。
在官府和士大夫眼中，黎人常被视为犷悍难驯的化外之民。
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使得任何冲突都很容易被贴上‘叛乱’的标签，而非理解为被压迫者的反抗。
一旦打上了叛乱，于是就开始了镇压，虽然最后平息，但黎族对朝廷的仇恨就加深了，
这种仇恨随着王权的再次渗透后在某个时间点爆发，于是朝廷再镇压，恶性循环就形成了。
这就是为什么大明自开国至陛下登基前的两百六十年时间里，黎乱发生了十余次的原因。
当然了，这其中汉奸（史料的称呼）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些人就是那些深入黎区的汉族奸商、逃犯和亡命徒。
他们利用信息差，一面欺诈黎人，一面又教唆叛乱、贩卖武器，从中渔利，是‘构祸’的关键推手。
陛下登基这二十年中，打击土地兼并、清理流流寇、逃犯，重新制定律法，加上朝廷对外的数次灭国战争，这些‘汉奸’已经消失匿迹了。
所以，这二十年来的黎汉的关系缓和了太多太多。
但第二条的王化并没有停止……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历史遗留问题。
所以，臣建议，效仿广西的自治，让海南的黎人也自治，朝廷不再干涉他们的首领选举、不再强行推行大明的田亩制度等等；
但朝廷要派人与黎人一起协商律法的问题，这是朝廷的底线；
只要他们按时缴纳赋税、遵守协商的律法、维护朝廷权威，其余就由他们自己管理。
或许这种方式能彻底的解决黎乱以及这次的槟榔严管的问题；
其次，分层管理，沿海、城市严管，深山黎峒宽松、渐进，十年为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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