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想说的是，现在国家为我们创造的环境已经够好了。
同样是哥德巴赫猜想，陈景润先生做完哥德巴赫猜想也只能在充其量20平的房间里仰望数学的星空。
高斯在库尔策街住了九年才搬到的哥廷根天文台，希尔伯特到哥廷根之后一直住在威廉-韦伯街29号，他们的居住环境也谈不上多好。
而我一回来申海交大方面就给我安排了远比当年要好得多的公寓。
我决定回国就没有想过环境，环境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。
物质条件、个人名誉这些都只是身外之物，无论是数学科研也好，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科研工作也好，最重要的是人。
希尔伯特在威廉-韦伯街，哥廷根是全球数学的中心，这条街又是哥廷根学术社区的核心。
希尔伯特在这里和菲利克斯·克莱因讨论学术问题，和鲁伊兹·布劳威尔争论超限数和集合论，带出了赫尔曼·外尔、理查·科朗特等一批学生。
可是，等到了1943年，希尔伯特在哥廷根心情忧郁地去世。他死前感叹哥廷根的衰落：数学？什么都没有了！
为什么？
因为人没了。
希尔伯特的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。赫尔曼·外尔参与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，在普林斯顿建立起新的世界数学中心；理查·科朗特则去了纽约大学，也就是现在的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。
人是最重要的。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。
当华国的数学家们有很多菲尔兹、很多顶刊、世界最前沿的数学研究在华国的时候，我想这样的环境才能吸引华国甚至全球数学家的到来。
因此在下定决心回国的时候，我很清楚，我回来是来创造环境的，而不是要国家给我提供什么环境。”
林燃戴着口罩，穿着防护服，只能从护目镜隐约看出其决心。
来的申海方面领导一边鼓掌，一边在内心感慨，果然如同百花社报道表现的一样滴水不漏。
林燃的即兴演讲通篇都表达了肯尼迪总统名言“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”的思想。
动辄引经据典，用陈省身、希尔伯特和高斯举例，既证明了国家提供的环境之优越，又表达了自己的使命。
任凭谁来，都会觉得无可挑剔。
哪怕事先找人帮忙写，也写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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