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离座，向皇帝及同僚微微一礼，神色从容，并无被驳斥的窘迫，反而目光清亮，似乎早有准备。
“陛下，诸位大人，”他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入耳，“沈大人忧‘繁’，石大人虑‘杂’，杜大人恐‘滥’，句句切中肯綮，此正为臣此策欲解之结，而非其弊也。”
他稍作停顿，整理思绪，言辞渐次展开，如抽丝剥茧：“所谓‘繁’，并非事务凭空增多，而是将以往‘一刀切’所掩盖的无效劳作、乃至负效劳动，转化为精准有效的作为。
譬如医者，见高热便一律投以石膏、大黄，看似简捷，若遇真寒假热之证，便是杀人利器。反之，细辨阴阳表里，遣方用药看似繁琐，却能直中病所，事半功倍。
推广农具亦然。前期勘察分类，正如医者‘望闻问切’，看似费时，却能避免将水车送往旱地、将镰刀发往茶山之类的巨大浪费。
沈大人所举龙骨水车之例，正是以往‘不察症便下药’之弊。至于执行之人，臣以为，不必骤然增设无数新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