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站铁门在身后哐当合上。
梁金涛摸到兜里黏着麦灰的三块多钱。
指腹蹭过纸币边缘，还能触到赵秀芬缝在棉袄内衬里时打的结。
一会儿还得去给老父亲称些旱烟叶子。
心里这么念叨着，他抬头看了看天。
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像极了粮站会计拨算盘时耷拉的眼皮。
街角裁缝铺的旧挂钟敲了四下，玻璃柜台上“个体经营许可证”的相框蒙着油灰——那是四十八军户乡独一份。
相框右下角还压着张泛黄的“先进个体户”奖状，边角已经卷了毛边。
梁金涛记得杨铁锤曾经不无得意地吹嘘过，他还偷过这铺子晾在外面的的确良布料。
“马瘸子家在后巷第三棵歪脖柳底下。”
梁金涛默念着村部杨会计的叮嘱，木板架子床的轱辘在青石板缝里卡了三次。
这辆倒社后梁丰年、梁福海老哥俩亲手做的木板架子车也上了年纪，总往右偏，车把上缠的麻绳勒得他虎口生疼。
路过合作社门口时，他注意到似乎是廖红娟阴冷的面孔在灰蒙蒙的玻璃后面闪了一下。
拉着架子车继续往前走，看见右手边新刷的“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”标语，梁金涛的脚步稍稍停滞了一下。
虽然已经过去两三个月，又是在寒冬腊月，可是他总觉得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——偷卖了三嫂家的一只大红公鸡后，被张幸福他们拉着来乡里喝酒，几人醉酒后在标语下面画的王八似乎还有印子。
土墙上忽然探出个瘌痢头：“梁老四？”
见梁金涛点了点头。
马瘸子的大儿子从土墙豁口处跳了过来，一边走一边抬起胳膊，狠狠地擦了擦进进出出的鼻涕。
看样子，这孩子也就是十三四岁，不知道是不是少人管教，还是什么原因，脸黑得像是刚从炭窑钻出来。
“跟我走吧。”
瘌痢头咧着牙笑，脏手指向不远处挂着破棉帘的院门——帘子上的补丁拼出个歪歪扭扭的“烟”字，针脚粗得像是用钉耙缝的。
绕过低矮的土墙，梁金涛把架子车放在院门旁边，瞅了一眼架子车是哪个微微隆起的装粮食的袋子，跟在瘌痢头的后面走了进去。
烤洋芋的味道隐隐约约蹿进鼻孔。
“称一块钱的。”
梁金涛把军用水壶倒空，壶底还粘着交粮时蹭的麦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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