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‘株连九族’的案例比比皆是。如今朝中大多官员，皆是心怀惴惴、寝食难安，上朝如赴刑场，生怕哪天因一言不慎、一事疏忽便招来杀身之祸，连带着地方官员也人人自危，行政效率虽高，却少了几分体恤民生的温度。”
他顿了顿，眼中闪过一丝悲悯：“承天新政，首当其冲便是调整这些遗留的严刑峻法。朕主张宽大治国，要将《大明律》中过于严苛的多条内容进行修改——诸如非谋逆重罪不株连族人、废除‘剥皮实草’等酷刑、减轻笞杖之刑的力度。朕要以仁义教化天下，而非用严刑峻法约束子民，宣传以德服人、以礼待人，让官员敢做事、百姓安于心，从而达到教化百姓、宽刑省狱的目的，让承天朝成为真正的仁政之世。”
听到这话，朱高炽并不觉得意外，因为朱标自幼便在大儒名士的悉心教导下成长，宋濂、刘基等鸿儒重臣不仅传授他经史子集，更将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倾囊相授，让仁义之道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
从束发求学时起，朱标便笃信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，认定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教化而非刑罚，以仁义安抚民心、以礼乐规范秩序，方能实现长治久安。
多年来，他目睹洪武朝严刑峻法下的官民惶惶，更坚定了自己的治国理念——唯有以仁义教化天下，废除过于严苛的刑罚，才能让官员放下戒心、安心任事，让百姓感受皇恩、心悦诚服，从而构建起君臣同心、民安国宁的盛世图景。
这种根植于内心的儒家信仰，早已成为他行事的准则，故而提出宽省刑狱、以仁治国的主张，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，朱高炽早已有所预判。
朱雄英闻言，当即点头表示认可：“父皇所言极是，这是历朝历代的惯例。开国初期天下未定、乱象丛生，自当用重典以正风气、震慑奸邪；但如今新君即位，天下承平多年，边疆安稳、民生渐富，重典已无必要，反而容易引发官民抵触。转而推行仁政，发展民生，既能安抚百官之心，也能让百姓感受到新朝的暖意，收拢民心，稳固统治，这是顺势而为的明智之举。”
面对朱雄英的支持，朱高炽也并不意外。
这些年来，朱雄英并未固守京城温室，而是始终随自己四处闯荡历练——早年一同前往辽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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