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里有了银子，腰杆硬得很，咱们说什么，他都只当耳旁风。”
这话一出，满室皆静，随即响起一片低低的附和声。
“可不是么？”翰林院学士刘三吾捋着胡须，语气里满是无奈，“皇帝有钱了，真不是什么好事。咱们士绅能在朝堂立足，靠的是什么？无非是‘为民请命’的名头，是‘藏富于民’的说法——说白了，就是让陛下觉得，钱粮攥在咱们手里，他要办事，就得看咱们脸色。”
“可现在呢？陛下自己的钱比谁都多，根本不用求着咱们，更不用听咱们念叨什么‘士农工商’的规矩。”
“这才是最可怕的。”詹徽重重一拍案几，声音陡然拔高，“他成了无所顾忌的帝王！咱们士绅缙绅，历来靠着‘舆论’、‘财路’挟制朝局，可陛下手里有了源源不断的银子，既能养兵，又能赈灾，百姓只会念他的好，谁还会听咱们说三道四？长此以往，咱们在朝堂的分量只会越来越轻，处境岌岌可危啊！”
众人闻言，皆是心头一沉。
他们这些人，或是家族世代经营田产，在地方上呼风唤雨——从江南的万亩良田到中原的千顷庄园，佃户遍布数县，粮仓连成片，地方官上任都要先拜会他们，赋税轻重、徭役多寡，往往由他们一句话定夺；或是靠着门生故吏形成势力，在中枢左右决策——主考官点了状元，便成了“座师”，门生遍布六部，遇事递个条子、传句口信，便能让政令在执行中变味，连部院尚书都要给几分薄面。
可这一切的根基，都建立在“朝廷离不开士绅”的前提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