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也许不是大唐百姓最好的时代，但却是大唐朝廷最好过的一段日子。
“清佛行动”给朝廷带来了高达五千五百万贯的意外之财，让快要干涸的国库一下子变得充盈起来。
而且五千五百万贯还是各地政府自己截留了一部分资金之后的数字，当然这也是朝廷批准的事情，允许各地政府留下三成的资金当做“清佛专项资金”。
毕竟拆寺庙、推佛像、抄财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各地政府突然增加了一笔额外开支，总不能光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不是？
根据各地政府报上来的账面数字来看，全国一千五百多个郡县截留了大概一千六百多万的费用，平均每个地方一万多贯，这也让各地政府的小日子过得滋润起来。
年关到来，各郡县陆续派人把今年拖欠的赋税押解到了长安，位于长安西北角的国库门前车水马龙，前来缴纳赋税的车辆昼夜不断，将一车又一车的金银送进国库。
根据户部统计，自从进入腊月之后，国库入账的赋税已经超过一千六百万贯，占了全年赋税的百分之六十。
而今年全国各地的总赋税也已经交出了答卷，今年总收入两千七百万贯，比去年增长了四百万贯。
这个数字既与全国的战事逐渐平息有关，更得益于李瑛取消了宵禁政策。
自从李瑛在前年年底宣布废除宵禁政策之后，各地政府陆续跟进，使得全国各地的夜间经济蓬勃发展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赋税。
要知道，在取消宵禁之前的那一年，大唐的赋税跌到了近百年来的最低峰值，全国总赋税只有一千四百万贯。
而在这一年之前的天宝元年，全国的总赋税为两千四百万贯，一下子暴跌了百分之六十。
当然，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内战，洛阳与长安两个朝廷并立，安史叛军控制了东部地区的半壁山河，许多地方政府左右摇摆，并没有按时缴纳赋税，或者拿不准应该把赋税交给谁？
在平定了洛阳政权之后，李瑛发动弘武改革，迅速加强对各地政府的掌控，取消宵禁制度，将去年的赋税总收入迅速拉升到两千三百万贯。
这个数字比起李隆基在位时期的天宝元年仅仅只是少了一百万贯，这还是在山东、江淮、江南等地区的赋税未能入账的情况下获得的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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