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以来，朱慈炅对大明最大的不适应就是儒家思想。
他可以做很多事，但哪怕是他的新政宣传都得披上一层儒家外衣，哪怕他把朝堂的重臣换个遍，换上来的无论东林还是阉党，都是儒家治国的理念。
袁可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，无论他再跳脱也会回到儒家的叙事框架。朱慈炅感觉儒法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桎梏，但它又和皇权深度绑定，血肉相连。
朱慈炅想要摆脱儒家思想的控制，一不小心就得把自己玩完。当然，他的抗争没有停止，衍圣公被抓起来一直没有放主要就是这个原因，他不能容许在皇帝之外还有一个思想核心。
所谓的大儒就已经是国之大害了，一个天生的思想领袖存在就不合理。
孔胤植不是怀璧其罪，也不是被孔家败类连累，而是生下来就有原罪。一个集权国家，就不能容许有可能的异端，那怕他再温顺也是祸害。
当然，朱慈炅不会觉得他自己才是异端。
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，传教士进入大明，王阳明的神化，李贽这些人的存在，传统儒家思想已经走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。
儒教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最优选择，除非闭关锁国，血腥镇压，大搞文字狱，彻底施行愚|民政策，甚至可能还要剃发易服、全面返古推行奴化运动，让华夏文明停滞向前。
朱慈炅的思想与大明的这帮思想探索者，天然不合。
因为这帮人没有经历过文明沦丧倒退，也没有经历血泪抗争和时代迷茫，他们觉得儒家思想就是最叼的，只不过出了一点小状况，需要融合一些新东西了。
其实，朱慈炅抛出浙东学派的唯物思想、事功思想，很对他们的胃口。可是朱慈炅想要跳出儒家框架，在袁可立死后，在运河上，朱慈炅找到与儒家思想的一个最大公约数——礼制。
严格说来，礼制不属于儒家，周公旦比孔夫子早生了好几百年呢，而且诸子思想很多也推崇礼制。礼制是这个文明的骨骼，而儒法只是一层皮肤，而且原始礼制很明显落后了，朱慈炅完全可以用儒术手段，将礼制的骨骼融入他的革新。
所谓的儒家思想，不也兼收并蓄多家学说而成，既然可以有互相矛盾的儒家学说，为什么不能有大明特色的礼教思想。
于是，朱慈炅喊出了“以礼治国”，还要推行新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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